胥吏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

大抵中国政治界里吏胥所经营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舞弊作恶。

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种制度。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官再不好，也能做官；吏再有才有德，还是做不了官。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

现代一般人都说中国人不讲法，其实中国政治的传统毛病，就在太讲法，什么事都依法办。一条条文进出，一个字两个字，往往上下往复，把紧要公事都停顿了。

吏胥政治之又一面，便是今天所谓的文书政治。这是中国传统政治里的尚文之弊。两汉政治的好处，便在其质实少文。而尚文政治之害处，则最易在政治的下层低层暴露。

考试制度自唐到宋，可以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

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

到了明代，因为报考的人数多了，才分为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称秀才。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

明制进士及第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进翰林院。

明代风尚，极看重进士和翰林，非进士和翰林就不能做大官。而明以前的科举，只要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

我们不能说科举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为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

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而论，此项制度也有好处。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开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说到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残害了很多读书人。

不过，也不能说八股文是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考试制度演变到明代，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刚开始的目的是录取真人才，然而后来人才为此也消磨尽了。

从明到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

在此项册子上，不仅便利了政府收租的手续，而且实在是不便于民间之兼并。我们只看明代黄册制度，便可由此想象唐代的账籍制度，在他们初创法时是各有一番精密恳切的用意的。但所有制度，时间隔久了，便弊端丛生。

明代还有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

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即就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论，此两项制度之互相配合，及其互相牵动影响之处特别大。

说到兵制，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不大。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遇到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叫做总兵官，所带的便是卫所军队。战事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他赋税，这种制度还是同府兵制一样。

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总不免出毛病。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是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五、清代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

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西方人将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主权的背后是一种自由意志，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

若说政权，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治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在制度规定上，读书人是绝对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那便是部族政权。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皇帝代替宰相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开始用另一批人代替读书人。若说她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

清代政权始终要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的私心。在这种私心下，它就需要一种法术。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外另添一军机处。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制的名称。政府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第一种都是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第二种是清代特有的，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和皇帝产生联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全国政治变成了秘密政治。

明代比清代更独.裁。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读书人是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代，但清代六部的权小得多。六部尚书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所以不能称其为行政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分别为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所以有一个部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六个长官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如此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为有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清制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即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明代特别鼓励公开发言，其实历代都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在清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而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他们变成正式的地方地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做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实际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兵权可以说完全归这个部族。

因为满洲人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如关东三省，形成许多特殊区域。

如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清代的部族政权，不想把政权开放，考试只是想让汉人尝到一点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的条件。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的考试制度相提并论。

满洲人对蒙古和内蒙特别怀柔，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汉人，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的抵抗力。总之，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一面在笼络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清代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使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还想推翻中国的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会失败。若太平田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

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的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的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