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所说的，整个上午安迪都在洗衣房工作。那地方闷热，潮湿，水汽重的像是把一条瀑布硬生生塞进了一个巨型熔炉里，年轻力壮的犯人常要铲煤——这种事经常是由犯人中地位最低的黑鬼、印第安人和最胆小差劲的白人去做。安迪一开始也做过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偶尔会去找他，而安迪本身又跟犯人里的万事通瑞德交好之后才有所改善。

但即使是不用铲煤将自己弄得一身灰，洗衣房也绝非什么好地方，不停的搓洗，用各种各样的洗衣粉，大量的体力劳动……看管洗衣房工作的犯人在狱警里都是有名的苦差事。以至于我们这些狱警靠去洗衣房的排班次数，就能判定自己在哈德利心中的地位排在第几。

我原以为从那么辛苦的地方出来后安迪会找个地方窝着看会儿书，就像之前那样，他把被汗水打透的衣服洗一洗，借着图书馆里正午的好阳光晾晒片刻，披着浅色牛仔外套看我借回来的经济学书籍，而我则翻看他写的讲义。我们偶尔会交流上那么一两句，更多的时候，在短暂的书页翻动的轻响后，我身边的呼吸会随着光斑的移动变得平稳且绵长。

但在我离开几个月后，当我再次推开图书馆的门时，安迪却没在看书也没在睡觉。

男人坐在桌子前面，图书馆的桌子似乎换了一张，由一张破烂粗拙的老木头换成上了清漆的原色木桌。那盆金光菊被转移到了桌子上，桌面还放着一个粗浊的玻璃杯和一个纸杯，成打的A4纸杯整齐排列在桌子角上，各种文件模板分门别类的堆积在桌面。

这幅极其类似银行或政府高级职员办公桌的画面将我的脚钉在了门边，十几分钟前暴躁的跑出门的杨勒正坐在安迪的对面，一边抄着本不知什么书在扇风，一边说出自己的要求。

“今年说是要涨工资，但该死的税率实在是太高了。”他说：“如果按照税率去交钱，我明明涨了工资，收入却比现在还低……我们明明只是一群最普通的狱警而已，为什么要负担这么高的税收。”

“稍安勿躁，先生。”安迪坐在桌前，钢笔的笔盖轻轻点了两下桌面，“涨工资是一件很长期的事吗？”

“当然！”

“那么短期或只能使用一到两次的避税行为并不适合这种情况。”安迪说着，扯了张表格放到桌面上，“最一劳永逸的道路有两条，第一种方法是您与典狱长商量，将您的部分个人花销计入监狱运营成本，用以降低个人收入水平档次。”

“不可能！诺顿不会同意的。”杨勒皱起眉头，看上去像是要和安迪干上一架，“这是在将我的风险转移给——”他顿了一下，理智在线的没有把剩余的话说完，斩钉截铁的抛出结论“诺顿不可能答应。”

“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但这个方法恐怕更适用于监狱里涨工资的人较多的情况。”安迪说着，拔出钢笔，在表格上简单写画了几笔，“我-国法律认为只有在美国注册的公司才是本国公司，才需纳税，各位大可在国外建立一个空壳公司，转移一部分收入。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可以令参与这个公司的所有人在税务上转变为低收入人群。”

这段话里面的操作杨勒或许没听懂，但他显然听懂了结尾处的‘低收入人群’五个字。

“真的吗？”他问。

“只需要一些信息和签署一些文件。”安迪将文件掉了个个儿递给他，连带着钢笔，“不过最重要的部分是拥有美国国籍。”

这话是句废话，整个监狱里从典狱长到随便哪位犯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

杨勒愣了一会儿，随即微笑起来，他下意识的起身想和安迪握手，但那只有些肥胖宽大的手刚从兜里掏出来就停在了半空。男人后知后觉的想起他现在并不是在银行面对着理财顾问，甚至面前这个将金融问题侃侃而谈的人，在今天上午还要在他的监视和吓骂下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

这种出戏感让男人的姿势显得有些尴尬，我借机走上前去，不着痕迹的把杨勒挤走了那么两公分。

黑色皮质公文包被放在那打A4纸上，我用背脊遮住了那么点儿阳光，忽然投射下来的阴影令安迪抬起头来。

“莱斯利警官。”他略微抬着头，阴影的遮盖使得那双眼睛略有暗淡，无垠广阔又神秘的深海带着一点儿熟悉的笑容朝我裹挟而来。杨勒趁机避开了握手或是感谢的环节，快步走了出去，我得以借此机会长久的凝视安迪的眼眸。

“看来你干得不错？杜弗兰先生？”我顺势调侃他。

“安迪。”他说。

“好吧，安迪。”我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叫法，将目光投向那张表格，“你现在已经可以帮人注册公司了？”

安迪没答话，他当然不必回答这么显而易见的没话找话，但这样的没有回答反而使我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起来。我像是没捕到鱼的小蓝鹭那样尴尬的张了张嘴又合上，最后咳嗽一声，把公文包放到安迪的面前。

“都是给你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