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在同一个版本，但我们一直在找同一张照片。”

我把它带来，是想告诉他：

我不是来继续干预的。

我来，是为了停下。

———

停下之后的日子，是空的。

不是失落的那种空，而是像一座刚刚装修完的新房子，干净、明亮、没有灰尘，也没有回音。

我按时吃饭，出门上课，在图书馆待到晚上十点，再沿着校道走回去。每一步都精准、顺滑，没有任何偏移的迹象。

我不再梦见他。

也不再梦见湖边、倒三角、那些我曾用来确认“共振”的符号。它们像是被温柔地抹去了，只留下一些不再被需要的空白框架。

我开始明白，干预与不干预之间，并不是自由与放弃的对立。

它更像两种语言：

一种是不断重复“我还在”，另一种是默默地说“我愿意不被看见”。

—

停下的第四天，我去了学校旧楼的地下档案室。

那是曾经我们第一次真正对话的地点之一。

我打开最底层的抽屉，找到一本厚重的档案夹。翻到某一页时，我看到一段签字记录：

“Cheng — Experimental Group D-4: Behavioral Consciousness Drift suspected.”

我指尖停住。

“Cheng”是他的姓，而“Group D-4”，我记得清楚，是我最初参与Q-Self时签署的组别代码。

我们曾在同一个批次里，只是时间不同，偏移不同。

但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不是在寻找他——我一直在和他同时进行着相同的实验。

只是方式不同，路径不同，频率不同。

但目标一致：

我们都想知道，能不能不再只是版本的一部分。

—

我把那页复印下来，压在笔记本最后一页。

然后我在那页下面写了一句话，不是写给他的，也不是写给自己。

只是写给那个还没决定是否“停下”的人。

那句话是：

“如果你还在等一个理由，那就别停下；

但如果你已经累了——

你可以选择不再被选择。”

—

我离开档案室时，天已黑。

楼道的灯一盏一盏亮起，像是一条正在被点燃的路径，但这次我没有走进去。

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没有回头。

风从走廊末端吹来，有点凉，却不再陌生。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见到他。

但我知道：

那个愿意停下来的我，已经足够完整。